解读高岗之死的《另一种可能》

解读高岗之死的《另一种可能》

高岗事件，确实只能说“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十分的清楚，还得寄希望于将来。现在不很清楚的是，毛何以忽而反过手来清洗高岗。对此问题，博文《高岗事件，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认为，高岗严重误解了毛的战略意图，造成“非组织活动”的恶劣后果；更要紧的是，高岗为倒刘造势，把毛只可对他讲的“私房话”到处散播，从而犯了大忌讳。此自然是事件的一种可能。分析现有的史料，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毛的用心的测定，即毛是预先设定了清除高岗，还是利用高岗的途中忽而变卦。如持“预先设定”说，则现有史料支持这样的合理推断：毛对刘只是失去了信任，而对高却是早有了清洗之想；但欲擒之，不妨先纵之，毛刻意创造条件，诱使高在得意忘形中“多行不义”，暴露自身的同时亦客观上敲打了刘周。此实是毛“一石二鸟”加“引蛇出洞”伎俩的又一“杰作”。

高岗自杀之后，在苏联即有一种推测：“真正的原因是高岗过于亲苏，过于信赖苏联，他指望利用同苏联的这种关系来加强自己在夺权斗争中的地位。”（《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页174，东方出版社，2004）苏联人作此推测，主要是因为清洗高岗刚好发生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而且，高岗与斯大林非常亲密，这也是在苏联许多人知晓的事实。中共在清算高岗之时，高的一大罪状即是“里通外国，挑拨离间中苏关系”。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言及高“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的“阴谋活动”时说：“高岗在东北时，未向中央请示，就与个别的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在去苏回国后的个人谈话中，他亦有不少播弄是非的话，并藉此吹嘘，抬高自己。且有不少言论和观点，显然是不利于中苏团结的。”（周恩来在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54年2月，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册，页268）

作为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者，高岗自然要与苏联人打交道。但关系密切起来，要等到科瓦廖夫来到东北。科瓦廖夫是刚卸任的苏联交通部长，1948年6月，被斯大林选中派往东北，名义上是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实际是援助东北的苏联专家总顾问，同时也是联共（布）中央派驻中共中央代表。高岗很快与科瓦廖夫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友谊，科氏后来回忆说：“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同高岗在工作上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信赖的、甚至是友爱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超群出众的人，他具有一位重要领导人所应有的素质。”（《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载《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页174）

高岗与苏联人打得火热，也在斯大林那里赢得良好印象。高岗明显在“挟洋自重”，讨好莫斯科，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自己在东北的权力，同时也从北京争得更大的权力。高不遗余力地吹捧斯大林，把斯大林的画像挂满了全东北。关内在挂毛的画像，关外却在挂斯大林画像，关内关外，直弄成了两个世界。此种状况，毛当然不能容忍。据科瓦廖夫回忆：

1949年9月，一个由香港百万富翁组成的代表团来见毛泽东，请他准许他们到满洲去作一次旅行。毛泽东同意了。百万富翁旅行归来后又来见毛泽东，向他汇报此次旅行的种种观感。……（他们说）满洲虽然秩序井然，但是那里的一切有点不是中国的味道，倒像是在北方的一个邻国似的。最使他们感到惊讶的是，在东北根本见不到毛泽东的肖像，而只能看到斯大林的肖像。毛泽东听了这话后勃然大怒，当天他就把高岗叫来让其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议事日程上的惟一问题就是“肖像问题”。（同上，页176）

科瓦廖夫所述大抵真实。陈伯达也有近似的回忆：

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后，陈嘉庚先生到东北转了一圈，回来后表示，别的事情他都满意，只有一件事情他不满意，就是东北很多地方都把毛主席的像和斯大林的像并排挂着。他说：“这样不好，外国人的像怎么能和中国的领袖像并排挂呢？”毛主席认为他的意见提的很对，当时高岗也在场，他马上打电话给东北，让各地立刻把斯大林的像拿下来，结果第二天东北各地都把斯大林的像拿下来了。（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修订版，页112，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

解决“肖像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会后，高岗来找科瓦廖夫，向他讲述了会上发生的情况。刘少奇和周恩来在会上先后发言，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的批评。会议还作出了决议，谴责“高岗路线”，并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摘下斯大林肖像。事情远未就此了结，1949年12月，毛访苏途中，下令在沈阳稍作停留，想看一看高岗地盘上的“肖像问题”解决得怎样了。结果很不理想，沈阳依然到处都是斯大林的巨幅肖像，而毛的肖像则十分罕见。（《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载《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页177—178）

高岗与苏联的关系，还有一桩著名的公案。说是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间的一次会谈上，高“显得非常激动”地提议东北加入苏联，成为其第17个加盟共和国。科瓦廖夫参与了刘访苏的全过程，他确认高有过那样一个“非常激动”的提议。作为刘的翻译，师哲认定高绝无可能有此提议。（见师哲《高岗曾建议将东北划归苏联吗？》，《炎黄春秋》1993年第4期）看来，这桩公案至今仍是悬案。或许最可信的是来源于苏联资料的另一个说法：高岗在会上只是说了这样一个想法，如果东北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国民党和美国就不敢进攻东北。（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页376，新华出版社，2001）

高岗受到最后的、致命的打击，是在毛访问莫斯科期间。还是科瓦廖夫的回忆。访问之前，科氏即写就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准备呈交斯大林。“我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在对内对外政策基本问题上的实际做法同斯大林对他们的建议了比较。在这方面我对中国领导人发表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性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即将返国之际，斯大林把科氏的报告，连同其他一些也是对中共提出批评性意见的密码电报，一起交至毛手中。此是斯大林献给毛的一份厚礼，高岗寄给斯大林本人的几个情报夹，竟也在此次奉献之列。为了结好毛，高岗被出卖了。科瓦廖夫说：“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已预先决定了高岗的命运。”（《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载《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页178—179）

科瓦廖夫回忆的真实性如何，这是一个不好遽下判断的问题。但是，近些年愈益涌现的来自苏联的材料，颇能支持科氏的回忆。比如，赫鲁晓夫就有这样的回忆：

不久他（指科瓦廖夫）就报告说，发现中国领导人有对苏联不满情绪，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尤其表现出了这种情绪。高岗在毛泽东来访莫斯科之前也给我们发来了类似的信息。……斯大林试图使毛对我们有好感，在毛访问期间要表现出对他的友好和信任，因此斯大林拿出我们驻满洲代表（即科瓦廖夫）发来的含有同高岗谈话记录的文件交给了毛。（《赫鲁晓夫眼中的毛泽东——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一）》，载《中共党史资料》1999年6月，第70辑）

便是中国国内，也有一份材料，颇能说明问题。汪东兴也是毛访苏随员里的一员，此是他记于1949年12月28日的日记：

毛主席办完公，把我叫来，对我说：“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信。这封信中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让别人写，告洋状。”……事情是这样的，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斯大林将苏联派往东北铁路系统专家柯瓦廖夫给他的一封信交给毛主席看了。斯大林解释说，“这封信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恰当的。”（《汪东兴日记》，页1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汪东兴日记确证了斯大林向毛“献礼”的事实。日记里所谓的“信”，无疑即是科瓦廖夫回忆里的“报告”。汪东兴称“信”只有“一封”或“一份”，并无科氏所说的其他一些“密码电报”，更无高岗寄给斯大林的几个“情报夹”。综观上引材料，最有可能的情形当是：斯大林所献是一份科瓦廖夫写给他的报告，其中含有高岗提供的情报。而且科氏在报告里似乎并未点高岗之名，不然毛不会说“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科氏报告里见或不见高岗大名，对于毛来说，其实并无太大的差别，他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高岗。高岗出事后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曾宣读过科瓦廖夫的报告。报告果然没有点高岗的大名，但是，宣读完了，周画龙点睛地说：“柯瓦廖夫怎么知道这些情况？就是高岗说的嘛。”（赵家粱《高岗在北京》，页61，大风出版社，2008）

事实上，高岗出事之前，有关他“里通外国”的消息已在暗中流传。赫鲁晓夫回忆里还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

我记得，我们在中国的人报告说，在一个城市里，年轻人举行娱乐晚会，当他们喝得酩酊大醉时，便开始敌视性和示威性地冲着我们说：“带走你们的高吧，他是你们的人，而不是我们的人。”此事还是发生在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那个时候高就有些孤立了。（《赫鲁晓夫眼中的毛泽东——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一）》）

种种迹象表明，毛早已锁定了高岗。清除高岗是迟早的事，只是斯大林尚在，毛不便下手罢了。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也就从这时开始，毛频繁地向高岗“交心”，诱其跳将出来批周倒刘。毛两次最为要紧的“交心”，一次是要替换周的总理位置，一次是怀疑刘有变节行为，都发生在这一年的上半年。（事见《高岗在北京》，页44，页51）毛多少做得有些急不可耐，已然是“司马昭之心”了。

日后，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忽而讲到“里通外国”的问题，他说：“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21，人民出版社，1977）可见，毛是始终相信高岗做过“里通外国”之事的。

解读者：胡不曰曰